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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访谈

达尔文年的“非达尔文”学者

西科德教授访谈录

 

杨海燕 访谈整理

作者注此访谈曾以英文形式发表于《剑桥研究杂志》(Journal of Cambridge Studies)第4卷第4期,中文版文字略有修改,注解均为我这次新加,以补充必要的背景。在我对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进行学术访问期间(2008年9月至2009年7月),西科德教授作为导师对我进行了直接有效的指导。他的热情、幽默和鼓励,使我如沐春风、获益匪浅。在我2009年9月赴英开会期间,西科德教授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其后又允准中文版的发表,在此一并致谢。杨海燕译。

杨海燕(以下简称杨):2009年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又恰逢《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达尔文研究者们在这个达尔文年忙碌于各种纪念活动。我们可以从规模宏大的庆祝活动开始吗?究竟为什么要纪念达尔文?

西科德(以下简称西):对于所有达尔文研究者而言,2009年的确很繁忙,甚至像我这样并非达尔文研究专家的人,情况亦然。我认为达尔文之所以在当前获得如此重要的地位,主要是出于两个理由。一个原因来自科学的现状:基因组研究以及在分子水平探索演化现象的能力,使达尔文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某些类型的科学家,比如说生化学家,过去通常认为演化生物学太过思辨,但如今却认为它对自己的工作有远为重要的作用。另一个原因与一种忧虑相关:人们对基要主义宗教及其对科学教育的潜在影响感到不安。因此,一方面,达尔文对科学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另一方面,人们希望在基要主义者激烈反对演化论时有所作为。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成就了对达尔文的庆祝盛典,规模在此类活动中前所未有。

杨:您一定受邀参加了很多活动,比如说做讲演、录制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节目、接受各种媒体采访,这其中还包括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探索·发现》栏目,在他们创作的《达尔文——自然之子》系列纪录片中,节目编导对您进行了访谈。在众多活动中,有哪些给您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个人体验?

西:我参与了很多活动,尽管不像我的某些朋友那么多,他们有些人已经至少环球一圈了。我出席更多的是剑桥本地的活动,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衡量,最值得我回忆的经历也发生在这里。我特别欣赏的是基督学院的达尔文诞辰纪念晚宴,达尔文毕业于基督学院,这也是我所在的学院。这个特殊活动为“加拉帕戈斯保育基金”筹款,将资助科学家对加拉帕戈斯群岛进行环境保育方面的研究。通常情况下,你要参加这个晚宴必须捐赠5000英镑,尽管我不用付这么多。我遇见了各种各样的有趣人士,听到了精彩的演说,包括菲利普亲王[①]的致词,他不日将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对我来说,最佳之处是与戴维·阿滕伯勒[②]邻座,他幽默健谈,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另一个难忘的经历是造访罗伊峡谷的平行阶道[③]。那是一系列令人迷惑的梯形坡地,沿着苏格兰高地西部的某些峡谷绵延很多英里。这次田野旅行是由世界顶级的地质史家马丁·拉德维克(Martin Rudwick)组织的。在他带领下,我们一行20多人重访达尔文当年在贝格尔号返航之后开展地质学研究的地方。亲临达尔文做过调查之处,看到相同的风景,踏着他的脚步,尝试理解他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件很让人陶醉的事情。达尔文热衷于将罗伊峡谷的梯形坡地解释为远古海岸线,认为这与他在南美西海岸看到的现象相似。这使他与早先探访者的观点不一致,这些人认为苏格兰的梯形坡地是由阻塞而成的湖泊所造就的。我与一群很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们去了不同的地方,享用苏格兰式的晚餐。我很享受这次远足。

杨:我知道您也参与策划了与达尔文相关的一些展览,哪一个对您来说最为重要?

西:在思想层面,2009年最令我激动的是参与了菲茨威廉姆博物馆的展览,题为“无尽的形式:达尔文、自然科学和视觉艺术”[④]。我是首席学术顾问,尤其是在科学史方面,所以我的责任是协助展览主管戴安娜·唐纳德和简·芒罗,向她们提出建议,核查可能出现的错误。

我发现,了解艺术史家和博物馆人员怎样工作很有趣,以新视角和不同方式去考虑达尔文和视觉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样令人着迷。我做的很多事情只是在避免出错,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重视能对展览产生更广泛影响的机会。例如,在“竞争”这部分,我建议展览主管们不仅要考虑动物之间的竞争,还要考虑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结果在最后的展览中展出了赫科默(Hubert von Herkomer)所绘的油画“罢工”(On Strike),显示出马尔萨斯理论对普罗大众的意义,它产生的效果非常好。此次展览非常成功,很有份量,是菲茨威廉姆博物馆整个历史中规模最大、观众最多的一次专题展览。对此,我们所有人都很满意。这个展览也在美国耶鲁大学的耶鲁英国艺术中心进行了展出。4月份我访问了那里,做了专题讲演。在英美两地进行的展览基本一致,但是看到一些不同的油画还是很有趣的,而且某些不同的展品布置所产生的效果变化也非常具有戏剧性。

总的来说,2009年很精彩。不过我不得不说,的确有点儿令人疲惫。

杨:是的,我相信如此。2009年7月在剑桥举办了为期5天的达尔文节,这次学术会议规模非常大——根据会议网站所公布的数字,上午会场的听众平均有650人,下午的听众则更多。您是组委会成员以及科学项目负责人,并且主持了其中两个下午分会,请谈谈您对这次在达尔文的母校举办的纪念活动的总体印象是什么?

西:我认为每位参会者都会同意,它是非常成功的。与1909年在剑桥举办的达尔文纪念活动相比,这次的国际化程度较低—— 一百年前很多国家元首(包括汤加国王)都出席了。虽然2009年我们没有汤加国王这样的人物,但是参会者来自世界各地。很有趣的是,你会看到某些讨论形式,与通常发生在一个英国大学里的讨论非常不同。不过对于某些关于宗教和科学的大会辩论,我发现相当令人烦扰。因为它们更像是支持达尔文的奋兴复道会(revival meeting)[⑤],而不是一个学术会议。人们叫嚷着“好样的,达尔文!”“对!家伙,你是对的!”这样的表现我觉得有些奇怪,不是特别审慎。从积极意义上看,在将艺术、人文与科学结合在一起方面,这次会议非常成功。在2009达尔文年中举行了很多会议,有些只是为科学家办的,或者只是历史学家的聚会。剑桥的达尔文节是一次真正的尝试,要将不同的学科综合到一起。有些人只想和自己的朋友交谈,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尝试就不太合意。然而,通过达尔文的声名将不同的主题聚拢起来,这很有启发意义。从我的视角来看,这样做比再举办一个关于达尔文的专业会议要好得多。

坦白讲,尽管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但就达尔文研究自身而言,它并不处于一个特别有活力的阶段。曾有一段时期,尤其是在1982年纪念达尔文逝世一百周年时,发现了很多新事实,提供了很多新解释。比如,达尔文如何发现自然选择机制,他的加拉帕戈斯之旅的角色,以及马尔萨斯的影响。当前有两个领域给我印象很深,我认为它们对于未来的达尔文研究将是富有成效的。一个领域是对达尔文与艺术的研究(就像菲茨威廉姆博物馆的展览以及在法兰克福和墨尔本的其他展览所证明的);另一个领域是达尔文的传播。如今人们对全球史比20年前有了更好的判断。科学史家可以利用这一优势,来获得一幅更广泛的图景。讨论《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的并不仅仅是英美历史中的那些老面孔,而且还有世界各地的读者。我认为这些是达尔文年中令人兴奋的新研究,它们将推动达尔文研究向前发展。相比之下,例如说达尔文的传记研究,我不认为会有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出来。

杨:我们稍后会回到达尔文的全球传播这一问题之上。现在您能否为我们简要勾勒一下达尔文研究的历史发展?

西:很有趣,当你回到20世纪30年代,会听到当时一流的达尔文传记作者韦尔斯(Geoffrey Wells,笔名为Geoffrey West)宣称已知的故事实质上已经是全部内容,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新东西了。从这一观点出发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再加上另外几册书信选集和理论手稿,在很大程度上讲述了达尔文的生平、研究成果和影响。惹人注目的是,这种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变化。这有几个原因。一是演化论的现代综合的成功使达尔文自己声名鹊起,这次综合将群体生物学、自然史、遗传学以及科学的众多其他领域整合在一起,确认了自然选择是演化的主要机制[⑥]。达尔文实质上是正确的,这在很长的时间内并不是如此。所以,在1959年《物种起源》百年纪念之前,达尔文的声望就被抬得很高了,这是自然选择学说获胜的一个结果。

人们对达尔文更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科学史作为一个学科的兴起。之所以兴起的原因之一是冷战的影响,在那一背景之下科学被视为影响大国地位的关键因素。作为前苏联技术和军事发展大获成功的余波,科学史深深卷入西方关于科学教育的争论之中。于是,很多大学开始支持通过科学史来学习科学的想法。达尔文值得认真的研究,这一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

在那之后有很多故事要讲,但是有个问题一直都是绝对重要的:应当由谁来书写达尔文和达尔文主义的历史?在60年代,当科学史这门学科变得更为显眼和独立时,开始有了一些争论。这一题目应当由演化生物学家来研究,还是由历史学家或是哲学家来研究?在马尔萨斯人口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达尔文这一问题上,疑虑表现得非常清楚。人口论基本上是一个经济学理论,生物学家们想要洗清达尔文,但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表示,达尔文本人都说马尔萨斯对其理论的产生发挥了关键作用。围绕这一问题有很大的争论。当我1976年作为一名研究生进入这一领域时,这类问题正在热烈讨论之中。

在整个20世纪七、八十年代,针对达尔文手稿和书信的详细研究使情况发生了转变。保存在剑桥的这些资料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是物种笔记本。有两大发展非常引人注目。其中一个是达尔文如何发现他的理论,关键人物是科恩(David Kohn)。科恩的研究显示出,关于繁殖、传代、胚胎学的概念,对达尔文理论开始形成的重要性比学者们所想象的要大得多。实际上,这些问题在自然选择的发现上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达尔文不是仅仅搜集事实,而后提出一般性的理论,他也不是从人工选择出发而后在自然中找到它的类比物。在某种意义上,过程完全与此相反。他是在寻找一种生殖理论,他阅读了很多育种方面的文献,接着又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原理》(初版为1798年)。马尔萨斯向他表明,实际上超繁殖力对于物种起源来说是要害所在。只是在此之后,与人工选择的类比才变得重要了。达尔文开始领会到,他在自然如何运作和人如何运作之间有了一个类比。这两件事可以放在一起来理解。然而最初,过度繁殖力产生的大量新个体,与周遭环境的巨大影响力及个体竞争联合在一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个重要的编史工作是对达尔文信件的认真研究,它形成于对达尔文学说的传播和接受所开展的讨论之中。这基本上就是伯克哈特(Frederick Burkhardt)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启动“达尔文通信计划”的情况。

通过这些研究进展,出现了一个核心团体,在整体上被认为是所谓的“达尔文产业”的中心人物:摩尔(Jim Moore)、赫伯特(Sandra Herbert)、霍奇(Jon Hodge)、鲁斯(Michael Ruse)、萨洛韦(Frank Sulloway),以及其他很多人。

杨:那么对于“达尔文产业”和“达尔文共同体”,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西:以任何标准来衡量,“达尔文产业”都是一个非常小的行当;称它为一个“产业”,更准确地说,是要表达对其中人士所做非凡工作的否定意见。我自己不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达尔文学者,这可能是我在2009年的大部分时间之所以待在剑桥的原因之一。我的主要研究不是关于达尔文本人的;关于达尔文和鸽子,达尔文与早期演化争议之间的关系,以及达尔文的地质学,我做过一些工作,但是我从未发表过关于达尔文的重要专著。原因十分简单——我总是倾向于在达尔文与其他人和其他议题之间的关系中来研究达尔文。太聚焦于重建达尔文的思想,不可避免会强化这样的观点,即他是一位天才,一手转变了历史。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有害的观点。如果说对2009年的纪念活动有疑虑的话,我主要是担心达尔文作为一个天才的地位恰好被强化了。人们居然看不到有如此众多的其他人物和机构参与其间,认识不到科学是一项集体努力。达尔文自己和他的研究依赖于一大群信息提供者、对话者和敌人。

至于“达尔文共同体”,正相反,它内部有很多争议,缺乏同一性,更像是边缘有交叉的一套研究领域,而不是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方法的一群人。2009年的纪念活动涉及范围非常广,这充分表明,与鲁斯当初首次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相比,由专门的达尔文史家组成的学术共同体这一想法目前更加缺乏说服力了。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我认为如果“达尔文研究”分解为一系列其他问题会更好一些。我认为多数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非常不同的看法,这很有正当性,最有创造性的工作来自多个不同的方向。很多人都在研究达尔文与其他主题的关系,就像以上所提到的:达尔文的传播与接受,或者与视觉文化的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达尔文研究最初形成的时候,这些问题在严格意义上不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并不偶然,因为那时的紧迫问题是与这个人及其工作密切相关的。

杨:您提到“达尔文通信计划”在达尔文研究中的重要性。您是这一研究项目的主任,能否告诉我们它是如何创立的?这个大型项目有什么新情况吗?

西:“达尔文通信计划”是由伯克哈特所开创的,他是美国的一位哲学家和学术管理者。他对达尔文的意义深信不疑,但是在他为一个大型会议准备论文时,惊讶地获悉还没有大范围地集中出版达尔文的通信,这次会议由格里克(Thomas Glick)组织,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城举行,主题为“达尔文学说的比较接受”。于是,伯克哈特想到他应当着手做这件事。他和剑桥大学的动物学家史密斯(Sydney Smith)建立了合作关系,后者对达尔文历史档案有不可比拟的知识。1974年,他们开始一起搜寻达尔文的信件,了解这样一个项目的范围会有多大。当我第一次听说它时大约是在1976年,他们的计划是编辑八卷通信。而且就我所知,他们正在计划编辑一个选集,由那些最重要的信件组成,大多数是达尔文写的。在那之后,他们很快就决定出版所有的信件。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决定,尤其是编辑出版那些写给达尔文的信件。作为结果,书信集不仅为达尔文自己的生平提供了更多事实,而且提供了关于别人如何使用他的理论以及进行争论的大量信息。一句话,“达尔文通信计划”将达尔文放置于社会之中。

1985年出版了达尔文通信全集第一卷(涵盖时间为1821年到1836年),同年《达尔文通信编目》(A Calendar of the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Darwin)问世,包括了超过14000封信的摘要。从那以后,“达尔文通信计划”所编辑的新卷册相当规律地得以出版。整个系列总计会有30卷,某些卷分两册。第17卷2009年夏天刚刚问世,2010年即将出版第18卷。我们计划在2025年完成,听起来很遥远,不过要完成剩下的卷册就需要这么长时间。这些信件除了以书籍形式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外,我们同样把它们放在网上[⑦],可免费获取(在相应的书籍出版4年之后)。它是个十分特别的项目,也是一种团队工作的模式。我很荣幸在2006年被任命为“达尔文通信计划”的主任。这是我在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所担任的教授职位的一部分。我并不亲自编辑这些信件,但我负责管理和筹款。“达尔文通信计划”很重要,因为它开启的不仅是达尔文研究中的一整套新问题,而且还有关于19世纪历史的很多一般性问题。

杨:请介绍一下您自己的教育背景好吗?首先,为何选择科学史?我知道您的大学专业是地理学和英国文学,而后又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科学史的博士学位。

西:关于科学史这个学科,一个有趣的特征是,几乎所有人都是从非常不同的领域投奔而来的;而他们的一个共同点似乎是不能遵循严格的学科界限。对我来说,要决定从事科学还是人文学是很困难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对两者都深感兴趣。我很幸运当初是在美国读的大学,它有通识教育的伟大传统。你有一个专业,但你同时还可以学习其他学科。英国教育体系就不是这样的,它的定位很狭窄。所以我就有了两个专业,就像你注意到的:一个专业是地质学,另一个是英国文学。这使得我有可能去深入探索两个不同的专业方向。这一双学位使我广泛接触了一系列不同的知识,而同时又教给我怎样仔细研读文本。当完成学士学位的时候,我必须考虑接下来做什么。我对地质学史很感兴趣,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很有意思。学科边界,以及如何跨越和使用它们,总是让我着迷。

我那时很幸运地获得了一个奖学金项目(托马斯·沃森奖学金),可以提供在任何一个国家游学一年的费用,对感兴趣的特定议题进行独立的研究。我的计划是考察浪漫主义时期地质学、对风景的审美欣赏以及英国文学之间的关系。那是非常重要的一年(1975-76),因为它允许我脱身于常规的学术研究,使我有可能好好考虑如何将我感兴趣的不同学科放在一起,在浪漫主义时期它们之间的关系远比现在紧密。在12个月中,我到英国各处旅行,访问所有那些与浪漫主义旅行相关联的地方。我在湖区住了三个月,而且还到了高地的西北部;我在德比郡小驻,花了一周时间在怀特岛海岸漫步。那真是美好之旅。我还在一流的图书馆查阅文献,就像那些在剑桥和伦敦的图书馆,我冬天在这两个地方住了几个月。这一年我变得确信,我必须找到一个学科将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科学在某些方面吸引着我,但是我知道我不想写一篇关于南加州花岗火成岩的博士论文;它太专门了,因而对我没有吸引力。我对教授和研究文学有一定兴趣,但是我不想仅仅研究著名的小说和诗歌;我想要理解更为广泛的主题。所以对我来说,科学史是一条真正的途径,将不同的学科联合到一起。

怀着这种想法,我决定去普林斯顿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普林斯顿是一个极好的选择,而理由却是我作为一个浪漫主义旅行者在英国游历时毫不知晓的。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普林斯顿,也就是我去那里的时候,恰是文化史真正在美国被发明出来的地方。这是一个新领域,很多出色的历史学家都在那里,像斯通(Lawrence Stone)、达恩顿(Robert Darnton)、戴维斯(Natalie Davis)这样的人物。他们正在探索文化人类学家的作品,尤其是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研究。我也有机会与科学元研究的知名学者库恩(Thomas Kuhn)和吉利斯皮(Charles Gillispie)一道工作。像迪尔(Peter Dear)、特德·波特(Ted Porter)这样的人则是我的同辈。因此,在周遭环境中你能很强烈地意识到,有可能去做一种新型的科学史。不仅仅是观念史,甚至不是社会史,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一种文化进路。结果表明,普林斯顿这样的环境气氛以及我在那里学会使用的研究手段,对我之后的所作所为发挥了绝对关键的作用。那是塑造我学术生涯的重要瞬间。

杨:那么,剑桥这里又如何呢?在您的事业发展中它扮演了什么角色?

西:我从1980年开始在英国生活。就像我在普林斯顿的经历所显示的,就合适的时间处在合适的地点而言,我是幸运的。在这方面要提到的地方之一就是剑桥,在完成博士论文以及在伦敦凭奖学金做了一年研究之后,我于1982年搬到了剑桥。我开始是邱吉尔学院的一位年轻研究者,那时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也不错,不过与现在相比非常不一样。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系里发生的改革被广泛认为与谢弗(Simon Schaffer)的调入有关。那是完全根本性的变化。追随谢弗的第一代学生所做的大量研究,更不用提他本人的著述,对于英美科学史的社会史和文化史进路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发生的这些改变,有很多与我在普林斯顿所做的事情产生了共鸣。在很多方面,我认为在我的思想生活中有这样两个关键瞬间,一个是70年代在普林斯顿,另一个是80年代在剑桥。两者都是活跃的思想中心,所处的时间点也都很重要。很奇妙,我经历了这种延续性的交互作用,它有力地塑造了我的研究工作。

至于剑桥和达尔文研究的关系,回望一个长期的时间段,剑桥本身是达尔文相关研究的一个中心。拿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来说,这些研究可追溯到鲍勃·杨[⑧]执教的时候,他有很多优秀的学生,包括罗伊·波特(Roy Porter)、鲍勒(Peter Bowler)以及很多其他人。当前,达尔文研究的相关工作既集中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又集中于“达尔文通信计划”项目组之中。

杨:您提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史领域内的科学家与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发生了很大分歧。现状如何呢?尤其是围绕科学史的社会史和文化史进路,有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西:的确,关于这些新发展,显然有争议和讨论。但是在剑桥,一些科学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愿意采纳一个宽阔的视角(尽管不是所有人,也不是任何条件下)。以达尔文节为例,贝特森(Patrick Bateson)、帕克(John Parker)和诺曼(David Norman)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支持这样的观念,即达尔文节不应当只是一个范围狭窄的科学节,而应当有更广泛的包容性。这与1982年构成一个真正的比较,那时剑桥有一个关于演化生物学的大型会议,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则有一个历史学家的单独会议。那是两个完全分离的会议,之间没有什么互动。

但是这一次达尔文节却是不同的。按照我自己的体验,我不认为参会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学到了很多新东西,但是他们都的确从其他学科和研究方式中获益颇多。有些人曾鼓励我组织一个单独会议,但这在2009年的特殊境况下看起来不太合适。在规划任何会议的时候,你需要考虑主题是什么,学科位置在哪里,最需要什么来推动它向前发展,它能够怎样发生变化。我从达尔文年领悟到的是,与广泛的公众讨论相对接真的非常重要,即使活动的整个结构框架不是你搭建的。在与电视制片人和报刊编辑打交道时,你显然不具有多少控制力。这与《英国科学史杂志》这样的学术平台完全不一样,但是你在向一个更为广大的公共受众发言。

杨:通常人们会认为,像历史这样的学科对于处理当前问题是无用的。您怎样对这一意见做出回应?

西:对我来说,以这种方式说历史是无用的,是一个聪明的策略,因为它吁请公众要重视未来。不过,历史当然远非无用。实际上,我通常在我的科学史本科课程的末尾告诉学生们,我和其他老师告诉他们的事情,是很多人不愿意让他们知道的。说科学没有历史,我们所面对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也素来就是如此,这些都是便利的谎言。我们生活其间的,是一个历史世界:为什么我们有独立的国家?我们为何以现有的特定方式开展争论?为什么我们认为科学和宗教与生俱来就是分离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经由历史过程才出现的,它们的答案也都存在于历史之中。除非我们对此有所理解,否则我们就无法改变未来。给予学生一种历史感是重要的。现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难获得它,是因为大家都被一再告知:世界在为期24小时的新一轮循环中又被彻底改造了一遍。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增强对历史的重要性的理解。

让我们以先前讨论的达尔文为例。达尔文无疑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重要象征,因此我们对他的所思所想,在很多方面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历史学家所提供的观点是有后果的,尽管这些观点在总体上影响公众并不容易。一方面,你可以相信自然选择机制在达尔文提出它的那一刻就被接受了;或者,另一方面你会得知自然选择机制是花了一个世纪的审慎研究和讨论才被接受的。第一种观点所涉及的科学发展的图像是完全不充分的,而且它没有反映出达尔文努力尝试要克服的困难。同样,人们会宣称宗教与科学必定处于敌对状态,结果他们却会面对如下事实: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几次提到了创世者(the Creator)。你知道,人们不想看到这些,但是思考一下这些词为何在那里出现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认为,仅是指出这类问题,确保人们以一种现实态度来认识它们,历史学家就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一幅历史图像,问题是这幅图像是否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去做出改变,或者它有误导性,再不然就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所拥有的历史图像往往阻碍而不是帮助我们进行理解——实际上,情形甚至就是如此。将达尔文当作科学与宗教之间冲突的一个有力符号,把纪念他的活动用作对特创论的一种反击,实际上事与愿违、适得其反。越将达尔文视作演化论之父,持有怀疑观点的人可能变得愈加反对演化论。诸如BBC和英国自然博物馆这样的机构,在如此庞大的公共规模上设定了达尔文纪念活动的媒体议程,它们面临着上述的问题。

杨:您曾经表示过,您的声望建立在表明达尔文并没有我们实际认为的那么重要之上。这十分有趣,能讲讲您早期对《创世自然史的遗迹》(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的研究吗?还有,是否介绍一下您当前围绕“全球达尔文”[⑨]所做的工作?在这个特定领域您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西:是的,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达尔文,但是我自己的研究主要并不在于达尔文本人,人们也通常不将我视为一个达尔文学者。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我身处一个古怪的位置,因为我是“达尔文通信计划”的主任,而且在剑桥讲授与达尔文相关的课程,今年我可能做了三、四十次公共演讲和网络讲座。所有这些对一个想要证明达尔文不如我们实际认为的那么重要的人来说,是很成问题的。我可能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轰动》[⑩],研究对象是《创世自然史的遗迹》(以下简称《遗迹》)这本书,它是《物种起源》之前的一本重要的演化论著作。《维多利亚时代的轰动》聚焦于各色人等对《遗迹》的阅读和使用,涉及到的大量人物跨越了不同的社会、宗教、政治和学术范围。我的研究显示出,不同的群体如何使用《遗迹》,使它成为某种真正改变维多利亚社会的东西。通过人们对进步、科学和信仰所扮演的角色的讨论,《遗迹》不再仅是由罗伯特·钱伯斯这位匿名作者写的一本书,而是成为了那个时代阅读体验的中心。达尔文假定,《遗迹》是一本所有人都知道的关于物种起源的书,他或许是正确的。

我目前的研究工作是关于科学传播的,我对19世纪巴黎、纽约和伦敦的科学进行考察,去了解报纸如何报导科学,这又如何改变做科学的方式以及人们思考科学的方式[11]。这就是我大多数时间实际在做(或者愿意做)的事情。

至于“全球达尔文”的想法,它与2009年庆典特别相关,不过也是我对传播的一般兴趣的一部分。达尔文的重要性和声望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尤其是在19世纪末期,而是遍布全世界,这是怎样发生的?我认为对此进行思考是有特殊意义的。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弄清楚,如何以既能考虑到细节而又不在细节中停顿不前的方式,来思考这类问题。关于达尔文的接受状况的历史文献是有用的,但是往往是按照国家分别做的。在某些方面,这些文献看起来像是联合国的一次会议。每个国家都在那里,但是仅仅以正式的方式、经由国别界限而进行交谈。我感兴趣的是要找到其他方式对观念、信息和实践加以思考,将它们视为传播到世界的很多不同国家以及很多相异的语言群体中的东西,仔细考量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2009年问世的《达尔文在欧洲的接受》是一个好例子,这个文集是由恩格斯(Eva Marie Engels)和格里克编辑的。这个两卷本非常有用,包括了很多之前从未用英文研究过此问题的国家,如芬兰、立陶宛、波兰以及其他东欧和中欧国家。这是很值得拥有的一套书,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不过它最终没有提供出一个更大的全景。

所以,我想用其他维度来思考这一问题,这意味着要吸收现有的关于达尔文在不同国家接受状况的文献,但是要揭示出不同的轮廓特征。我想探索的一件事情,是传播的物质形式(尤其是报纸和周刊)如何在将达尔文造就为一个全球现象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量。我这里的论证十分简单。思想层面的报刊需要辩论和讨论某些事物:这些事物就是达尔文主义。由于这些报刊本身就是科技和新思想的象征,它们通常支持和赞同进步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达尔文主义就像是报刊的分泌物。你能在很多不同的国家中发现这一共同点。在中国案例中这是很显著的,因为中国报刊行业的奠基人梁启超,同时也是在引入达尔文主义方面责任重大的人物之一。相似地,埃尔谢可瑞(Marwa Elshakry)已经表明,在阿拉伯世界,那些主要周刊在关于科学的讨论中充满了与达尔文相关的争论。我同样认为,基于这种报刊的研究进路亦将有助于解释英美状况的特点,在这两个国家周刊也是这些争论的公共母体。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要在信息传播和相关技术的全球史中,思考全球的思想史,去研究这两者如何互相影响和滋养。这不仅是技术推动达尔文主义,或者反过来达尔文主义促进技术发展,而是它们来回往复,齐肩并进。

这是我2009年主要思考的事情,特别是通过理解当代世界范围的传播和思想交流的机制——尤其是互联网,我们还能以相似的视角来观察2009年的达尔文纪念活动。我期待2010年。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批准了我们对“永远的达尔文”合作项目(Darwin Now Network)的申请,对此我非常高兴。这个项目主要是在剑桥和北京大学之间建立合作网络,在达尔文和达尔文主义的议题上开展合作研究。它的目的是促使双方进行对话。从我方学者来看,是要更多地对达尔文在中国的状况及其引发的文化议题有所了解,这些问题在很多方面都有广泛的吸引力和应用性。从中国学者来看,我认为,是要更多地了解西方针对达尔文的学术研究,以及这里科学史和医学史的当前议题。所以,双方是在互相学习。2010年8月底在北京将有一个“传播中的达尔文”国际研讨会,我和几位剑桥同事将赴中国参会——我们都感到非常兴奋。我认为它尤其重要,因为要理解这些议题——达尔文在不同国家如何被不同地使用,途径就是相互交流和讨论。无可置疑,语言将会是一个障碍,但是借由很多方法可以探讨这些问题,并且从中获得教益。我们希望中方也是如此。

杨:非常感谢,西科德教授。很期待在“传播中的达尔文”研讨会上再次与您会面,聆听您的真知灼见!



 作者简介:西科德(James A. Secord),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杨海燕,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人文系副教授。

[①] The Prince Philip,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爱丁堡公爵,剑桥大学名誉校长。

[②]Sir David Attenborough,BBC自然生态类电视节目主持人及制片人,生物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

[③] 1838年6月达尔文离开伦敦,经爱丁堡深入苏格兰高地进行地质考察。他认为罗伊峡谷的parallel roads与自己在智利见过的梯形坡地成因相似,均为古老海滩的边缘,而不是由于湖泊水面的分次下落造成的。关于马丁·拉德维克2009年6月组织的田野旅行,详见http://www.darwinproject.ac.uk/darwin-glen-roy。

[④] Fitzwilliam Museum是剑桥城最大的博物馆,属于剑桥大学,此次展览的更多细节可访问如下网址:http://www.darwinendlessforms.org/。

[⑤]一种宗教集会,目的是重振宗教热忱和发展新教徒,以使人兴奋的布道及公众宣言为特征。

[⑥]在达尔文的同时代,很少有人真正接受自然选择学说。朱利安·赫胥黎曾用“达尔文主义的日食”来比喻19世纪末期自然选择机制受到强烈反对的窘境。恩斯特·迈尔也表示,当今的演化论学者几乎不能理解自然选择理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仍旧遭到反对。经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演化论综合(evolutionary synthesis),自然选择才被真正确立为演化的首要机制。

[⑦]参见Darwin Correspondence Project的网站:http://www.darwinproject.ac.uk/home。

[⑧]即Robert Young,1964年在剑桥获得博士学位,1964-76年间执教剑桥,研究方向为生物学史和医学史。他在对演化论所进行的历史考察中,强调科学知识的政治和社会背景,认为社会、宗教和科学观念在特定时代有综合性和整体性。

[⑨]在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2009年度讲座系列中,西科德教授做了题为Global Darwin的公共演讲,首次提出了这个概念。通过将达尔文归置于跨越国界的通信网络之中,他一反达尔文从33岁起就隐居达温宅的流行形象,塑造了一个在传播领域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中广泛吸收思想资源、考量普适性问题、在不同文化中产生多样影响的达尔文。

[⑩] Victorian Sensation: The Extraordinary Publication, Reception, and Secret Authorship of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这部著作获得了科学史学会的2002年度Pfizer Prize,以及2002年度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Professional/Scholarly Publishing Division的最佳历史书籍奖。

[11]西科德教授的这些研究将以专著的形式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题目初定为Nature as News: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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